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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攘外必先安内”说的由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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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知何故,一提起“攘外必先安内”,大家首先想起的就是蒋介石。其实,“攘外必先安内”的首倡者并不是蒋介石本人。蒋介石不过是继承古代传统,拾前辈牙慧而已。

■浮史阅史

◎端木赐 香知名网友

不知何故,一提起“攘外必先安内”,大家首先想起的就是蒋介石。其实,“攘外必先安内”的首倡者并不是蒋介石本人。蒋介石不过是继承古代传统,拾前辈牙慧而已。

最初,“攘外”与“安内”是并举的。这一点,在儒家经典里有所体现,《毛诗·小雅·车攻序》中云:“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由此可以看出,“攘外”、“安内”既是中国儒家的政治理念,又是中国古代政府的政治传统与执政本能。

唐宋时期,“安内”先于“攘外”的认识初现。士大夫们针对周边“蛮夷”的侵扰,总结出如下经验教训:“夫外抚内宁,惟圣人不让”,“然则内先自治,释四夷为外惧,守成之良资也”。“中原多事,外国窥边……中国失政,边夷幸灾”。

直接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是南宋名将岳飞。南宋初年,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让政府焦头烂额。特别是一个从抗金前线溃败下来的名叫曹成的逃将,流窜到湖广地区沦落为盗匪后,屡次接受政府招安又屡次反叛。为此岳飞向赵构建议说:“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垒,何以服远?比年群盗竞作,朝廷务广德意,多命招安,故盗也玩威不畏,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岳飞的意思,不但建议政府“攘外必先安内”,而且不赞成对起义军和游寇惯匪们实行招安政策。

后来岳飞平定了曹成,但曹成这类游匪在他眼里仅是蜂蚁之群,平定他们算不得什么功劳。岳飞认为,真正的功劳在于“攘外”。他说:“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

岳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遂人愿,南宋的体制与国情下,导致岳飞真正的敌人既不是民间义军与游寇惯匪,更不是大金国,而是南宋内部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岳飞大志未申,屈死九泉,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说则流传了下来,一直流传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及其封疆大吏们将其发扬广大。

1840年6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但对清政府来讲,意识中仅把它当作了“边衅”,或者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谓的“地方性事件”。也就是说,清政府既没有意识到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言,当时的大清不但不承认所谓的国际规则,它的眼里,简直没有所谓的国际的存在,更没有意识到这是现代化国家对中世纪国家的挑战———战争进行期间,清政府才发现自己似乎不是英国的对手,并且把自己不是英国对手的原因归结到了国内———内忧远大于外患。

1840年8月30日,江苏巡抚裕谦提出防民甚于防寇,他说:“明则防逆,实则防匪”,“攘外即所以安内”。1841年5月他又给道光上折说:“夫攘外必先安内,而安内之法,不过因民之利,遂民之生,欲与聚而恶勿施,使之各得其所。然后激以忠义,歆以重赏,则民情服洽,乐为我用,兵民协力,攘此小丑,直等摧枯拉朽。从未有拂民之性而能内安,亦未有内未安而能攘外者也。”

如果光看字面,裕谦说得很对,内政和谐了,外患根本不用怕的。但清政府行的是东方式绝对皇权主义与专制体制,这注定裕谦所谓的“安内之法”只能停留于理念上而无法付诸实践,于是,随着战事的发展,内忧愈来愈表现得比外患更严重。1842年3月,扬威将军奕经向道光上奏,对于他在浙江战事中的惨败寻找的原因就是汉奸的众多与百姓的没心没肺,他说:曹江以东,到外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汉奸不过贪洋人钱罢了,我们恐民无知,遍贴普通话和乡间俚语写出的告示,谁知月余,竟无一人前来悔罪投归者;最可恶的是“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道光看到奏折后气坏了,批曰:“愤恨何堪,实难宣述”。

绝对是“实难宣述”。政府打不过英夷也就罢了,民众居然成群结队地做看客,就连女人,都不讲什么妇德,出来嬉笑政府的无能。这对一个标榜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执政者来讲,实在是有些难堪。

难堪之后,是忧虑。奕经奏折之后的几天,道光又接到了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此奏折给道光列举出了十大内忧外患,被人简称作“十可虑”。其中的第六虑谈到,民心不在清政府。因为英夷经常弄些小恩小惠施以民众拉拢民心。他说得对,比如开官仓放赈粮什么的,英军偶尔也干干。所以,民众不但与政府没有同仇敌忾之心,反而怕官军而不怕英军。其中的第九虑谈到,当下最担心的应是民变。他说,浙江去年遭遇雪灾,匪徒窝聚。所以,难保不会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老实说,扬威将军奕经与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绝对不是吓唬道光皇上,而是难得的实话实说。更实话实说的,是另一个封疆大吏,与奕经同为皇家宗室的耆英。1843年3月耆英给道光上折说:“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还说:“司民牧者,抚绥得宜,教养有法,使民各遂其生,官与民有休戚相关之谊,则内安而不患外侮”。然而,现实情况则是:“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他以江苏为例,把地方官们不为民服务的现实境况总结如下:地方官吏乱收钱粮赋税,民众不堪勒剥;地方官吏不遵法制,司法腐败透顶;地方官不但不保地方平安,还经常警贼一家;军队也欺压当地百姓。所以,“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民生日困,民皆疾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此实不能御寇之由”。为此他感叹说:“内不自安,何暇攘外?”

与大清其他督抚相比较,耆英是很高明的,知道官民形同水火的国情下,政府无力组织针对英夷的有效的抵抗。但是站在现代化语境下,耆英的高明又是很有限的,那就是,他的高明仍局限于中国传统儒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范畴内,认识不到腐朽的大清专制王朝绝对不是大英的对手。因为体制的优越不但决定了民心,还决定了组织和技术方面的先进。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封建大吏们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估计是因了太平天国的起事吧。1853年6月,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上奏咸丰帝:“当此贼氛未靖之时,攘外宜先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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